腾讯财经讯“2016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于6月3日-5日在青岛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参加本次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他表示，我国已经跨越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短缺。在过去的这几年里又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说2011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是15岁—59岁这部分人口进入负增长，如果说劳动年龄人口还不是劳动力的概念的话，经济活动人口指纯粹劳动力的概念。我们的预测是经济活动人口从2018年开始负增长。也就是说我们总量上已经不能得到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了，因此主要的还是要靠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
以下为文字实录：
尊敬的各位来宾，我今天有机会能够在这个财富论坛上跟大家交流一些研究心得，我很高兴。
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学界，有一个批评的趋向，也就是说在很多国家，金融过度发展，形成了一个潮流。我们国家也有人警示说，过度的金融发展可能会导致泡沫，但是我们如果这么看，就是说如果第一，说中国的金融业、财富管理业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发展不足的发展阶段上。第二，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民生改善的基础上，发展金融业和财富管理业应该说还有广大的前景。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和民生服务的金融发展和财富管理，应该永远不会过度。
当然了，这里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刚才郭省长说了，说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过去看世界经济史上出现过很多资源枯竭性经济或经济的诅咒，过去我们把这个资源理解为自然资源，其实任何过于过度的发展，都造成资源依赖，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的依赖，从而会出现资源枯竭的问题。从这个问题上来说，当然存在风险，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金融业、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上和民生改善的基础上。
同时，我个人不是研究金融问题的，所以我想从实体经济的角度谈一些研究的心得。
山东省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省，也是比较发达的一个沿海省份，按照目前人均GDP的水平，刚才郭省长说了，超过了一万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大概两到三年之后，就会达到一万两千美元，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目前世界银行所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和高收入发展阶段的门槛。也就是说，我大致分析了一下，按照我们现在经济增长减速的结果，我们全国目前到2022年可以达到这个一万两千美元的门槛。山东很显然在“十三五”完成之前，就可以领先于全国达到这个门槛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实体经济越是走向高端，城乡越是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一种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金融发展和财富管理的需求也就越强烈，也就越会以会当凌绝顶的姿态得到率先的发展。同时，我对山东省的发展经济研究远远不够，所以我下面结合全国的情况谈几点看法。
谈到财富的时候，我们记得马克思引用威廉佩德（音）的一句话，叫做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儿，我再加一条，就是按照我们新的发展理念说，创新是财富涌流的终极源泉。所以我想从土地劳动这种生产要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生产要素，到创新的生产源泉，从这三个角度，谈一些我的研究体会：
第一，土地。土地在这儿，我讲的其实是讲农业经济，讲的是农业经营规模。山东是一个农业大省，我们知道农业是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走得多远，其实决定你的四化走多远。我们实际上现在遇到中国农业发展，我们会举出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它的根源在于农业生产方式，而农业生产方式不强的根源又在于土地规模太小。世界银行曾经有过一个定义，把两公顷以下的农场规模叫做小型土地所有者。那么我们目前的农户平均规模是大概0.6—0.7公顷，也就是说只相当于世界银行定义的小土地所有者的1/3这个水平。不仅如此，我们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相比，应该是超小规模。比如说日本和印度，都是以小规模土地为特征的。而我们只相当于日本和印度土地经营规模的一半。当然和美国差距就比较大了。我们的土地规模相当于美国农场平均规模的0.4％。和非洲国家大体上平均水平比，我们相当于它的1/4—1/5。相当于拉美国家的大概1/10，这种土地规模超小化，其实你看农场规模之后，你再看它的土地地块又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可见这个规模非常小，而且细碎。
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已经遇到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出去，转移出去以后我们农业就正经历一个机械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机器在逐渐替代劳动。在替代劳动的过程中，你很快到一定的阶段，你非常狭小的经营规模就会制约投入的回报。也就是说我们遭遇到了资本报酬递减，而首先农业中非常突出。增加农业投入，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话，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归根到底说，如何增加，增加了有没有效益，取决于你的投资回报率。
最近，我们做了一点计量的研究，我们估算了一下农业中资本的回报率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看，我们通过一个生产函数估计，我们拿2007年到2013年的平均水平和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84年的平均水平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粮食中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其实也可以看到资本的投资回报，粳稻下降了35％，我们知道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大幅度提高的，但是回报率在下降，玉米下降了34％，小麦下降了24％，也就是说，最近以来这个下降的趋势就更明显了，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你不能扩大经营规模，你的资本回报，投入虽然是好事，但是投入了以后没有效益，因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农民要增加收入，和农业本身无关，和农业经营本身无关。我们也知道，从全国的情况看，大约农民收入的2/3是和农业没有关系的，在增收的成分中，每年的增量中大概78.5％是和农业无关的，是非农产业的工资性收入的。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总书记说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而农业强表现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没有规模经营就没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这都对金融服务提高了要求。因为我目前参加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正在积极推动农村金融法的制定，我们将会根据这个法的推进结果，依法有据的推动农村金融的改革。
劳动力这个要素，我扩展一下，第一，是我们传统的概念，就是普通的劳动者，劳动力的供给。从这方面看，我们已经进入到了2004年中国跨越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短缺。在过去的这几年里又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说2011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是15岁—59岁这部分人口进入负增长，如果说劳动年龄人口还不是劳动力的概念的话，经济活动人口指纯粹劳动力的概念。我们的预测是经济活动人口从2018年开始负增长。也就是说我们总量上已经不能得到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了，因此主要的还是要靠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
其实我今天看青岛的报道，青岛前五个月，已经完成了全年90％的就业目标。一方面当然说我们的就业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劳动力短缺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什么叫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呢？其实说穿了，就是从它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没有充分就业的状态，比方说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转向城市当中。
我从郭省长的政府报告中看到，山东省有一个很强的优势，一个是城镇化率达到了59％，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全国水平。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是达到49％，全国大概还没有达到39％，也就是说我们在户籍制度改革或者对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上，已经率先取得了突破。我们说作为劳动力供给来说，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是一个一石三鸟的改革措施，可以带来非常及时的改革红利。
第一，就是增加劳动力供给；第二，是可以继续发挥资源重新配置，对你的全要素生产率做出贡献；第三，从需求侧，扩大一个新的消费者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也是为我们的金融发展、财富管理创造了一个基础条件。这个是第一个概念，劳动，是第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第二个劳动的概念就是人力资本。我们劳动力短缺了，接下来大家很自然就说，说数量不足了，要用质量来代替。也就是说我们人力资本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我们看到当劳动力总量不增长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很强的每年新增劳动力群体的时候，我们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放慢，新增的人力资本总量也减少，因为我们知道，新增的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就是比存量。因此，新增劳动力的减少，你的新增人力成本也减少。我们大概做了一个测算，2011年—2020年期间，每年新增的人力资本总量是以每年1％的速度递减，而不是递增。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教育和培训更大的发展和改革，我们人力资本是不支撑经济发展，是不支撑经济结构的转变的。这是第二个概念。
第三个劳动的概念是机器人。大家过去经济学家一定说机器人是资本，不是劳动。过去的机器人就是机器，就是资本，因为它只是人简单的一个延伸，但是新一代机器人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有更高的智能，它可以说是把体力、智能甚至认知能力，在某些领域甚至非认知能力都融合到一起，因此我在这里把它作为劳动这种要素，而不是把它归于资本这个要素，我觉得是为了特别强调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机器人的发展。因为，它改写了我们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就是资本报酬递减，有了机器人或许就没有资本报酬递减，因此，它对人的替代可能会发生得非常快，超乎我们的预料。这是关于劳动要素。
第三，创新。创新是财富涌流的终极源泉，就是全生产要素的提高。在今年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有郭省长在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里头提到了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面临生产动能的转换，也就是说过去是人口红利的收获期，现在进入到一个后人口红利发展期，相应人口红利动能一定会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力的驱动。传统动能消失，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都逐渐进入到负增长。第二，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放缓。第三，资本报酬递减，因为你不再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特征，因为你的资本报酬递减速度会非常快的。第三是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会逐渐的消失。因为我们看到，我们都说劳动力转移，其实我们现在的农民工增量，不是从农业中转移出的劳动力，因为这部分人都是40岁以上的人，他们不再转移。真正转移出来的人是农村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就是说16—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部分人2014年到达了峰值，从去年开始就是负增长，相应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大大的下降了。从去年的数字看，我们农民工的新增速度只有0.4％，因此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源泉就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会衰弱。因此，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必须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一方面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因为我们体制性的障碍还存在，妨碍我们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妨碍生产率提高，因此通过改革，还可以挖掘传统的动能，还可以延长人口红利。
另一方面，归根结底，新的发展下，必须转化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提高？因为过去有一个概念，大家认为创新，用新的技术，政府也就习惯于大手笔给企业补贴，甚至越俎代庖帮助他选择什么样的新技术、新行业，但是做完以后，我们发现有的时候，我们鼓励的产业变成了产能过剩的行业，政府觉得无能为力，使不上劲，其实我们应该说创新分两个层次的，第一是企业层次，是微观层面，对他们来说，归根结底是按照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选择最有竞争力的技术和最有竞争力的生产方式，这部分应该是一个叫做企业的产业行为，我们不能越俎代庖。第二是市场的选择行为，或者说市场的选择机制。归根结底要保持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允许进入，也允许退出。我们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到，生产率提高的一半，来自于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我们所说的叫创造性的破坏。因此，对政府来说，真正要做的是维护好创造性破坏的机制。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改革红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财富的三大源泉，土地、劳动和创新，围绕这三大源泉，所进行的改革和机制体制的建设，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应该加以推进，它是我们金融发展，财富管理业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