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恢复、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改善和医疗卫生保障水平的提高，我国总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4亿人迅速增加到1970年的8.3亿人。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家适时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先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计划生育，简而言之就是有计划地生育。计划性是人类生活与动物生存的根本区别。中国的先贤哲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总结出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更为细致地刻画了人的活动的计划性：“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也为世界人口控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家庭计划提供了成功经验。因此，是一项功在当时、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减轻了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及资源环境的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和20多年的人口快速增长。1950年到1973年的24年间，有19个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分别在20‰和5以上，最高的1963年曾创下了人口自然增长率33.33‰和总和生育率7.5的峰值纪录。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后，生育水平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水平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199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4.39‰，2000年下降到7.58‰，2018年下降到3.81‰。正是由于人口增长速度的快速下降，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中国取得了骄人的宏观经济发展成就，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人口素质显著提高，为建设经济文化科技强国奠定了良好的人口基础。中国人口健康素质提高主要表现为婴幼儿死亡率快速下降、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增加和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等方面。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978年的69.6‰下降到2018年的8.4‰；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1975年的66.17岁（男性65.34岁，女性67.08岁）增加到2015年的76.34岁（男性73.64岁，女性79.43岁）。人口文化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为：文盲率由1982年的35.66%降至2017年的5.28%；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99%左右；中等教育基本普及，近年来的小学升学率几近10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5年的6.38年增加到了2017年的10.5年；高素质人口达到较高比例，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在全国劳动力中的占比达到10.5%，在35岁及以下青年劳动力中的占比超过20%。无论是婴幼儿死亡率和文盲率下降，还是平均预期寿命和受教育水平提高，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均属世界罕见。人口素质的变化，为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以及建设经济文化科技强国打下了坚实的人口基础，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显著增大。

　　人口结构变化明显，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抚养比曾出现过上升态势，基本上都在70%以上，1964年曾高达79.4%。1980年后，抚养比开始大幅下降，1990年首次下降到50%以下。中国人口抚养比下降速度和达到的低水平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速度和达到的高水平，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有关研究表明，1982年至2000年期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5%左右。

　　当然，计划生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伴生性人口问题，例如老龄化速度加快、生育观念转变导致意愿生育子女数下降等。但正是由于我国几十年来实施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不断完善计划生育政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使得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资源、环境压力有效缓解，妇女儿童发展状况极大改善，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应当用辩证的态度、历史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计划生育。

　　中国当下及未来的计划生育，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努力实现四个转变，促进全面两孩政策落到实处，推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在工作目标上，向人口数量调控、质量提高、结构优化并重转变，避免偏颇和失衡，把数量适度作为人口数量调控目标，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工程，把人口结构优化作为重点工作。

　　在工作理念上，向更加注重服务家庭转变，真正实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使人民群众体会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享受计划生育带来的好处。

　　在工作主体上，向家庭自主决策转变，支持和帮助社会组织走向“前台”，让广大群众在政策框架内自主安排家庭生育行为，真正实现家庭生育行为的负责任和有计划。

　　在工作方式上，向注重经济扶助转变，对按政策生育的家庭发放补助，帮助家庭解决“不敢生”“生不起”“养不起”的问题，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  吕红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