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学界和舆论也从不同角度不断更新着对疫情的审视和反思。这其中，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及老龄化等，也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方面。从当前情况看，有几点可资参考：

　　其一，人口规模优势及如何利用优势。南宋思想家叶适曾言：“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意大利总人口与中国湖北省大致相当，疫前统计国内拥有医生25万、护士36万，医疗资源丰富，在“2019彭博健康国家指数”中排名第二，但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医疗体系“闪崩”，病死率达13%。而湖北省此前拥有12.7万医生、19.1万护士，也曾一度出现了医疗挤兑情况，但由于整个国家所拥有的人口规模优势，4.3万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医疗挤兑现象很快得到缓解。在接受来自全国的增援后，也没有再出现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

　　“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具备人口优势同时，还需要通过有效的组织动员来最大化优势。面对疫情，中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大量干部下沉到基层，充分发挥社区动员能力，群防群控、稳防稳控；而欧美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组织，比如英国有50万多人报名当抗疫志愿者，美国有5万多医护人员志愿增援纽约，其效果还有待观察。

　　其二，年龄结构。中国、美国与意大利三国45岁以下医生占比分别为54%、48%、26%，54岁以上占比分别为19%、29%、55%。此次新冠疫情对于医护人员的体力是极大考验。中国各省援鄂医疗队总共4.3万队员无一感染，除了国家卫健委派出的高水平感染控制专家团队提出的防控方案及为医疗队所做的防护培训之外，医护队伍相对更年轻，工作效率更高，抵抗力更强也是一大因素。

　　中国经济能够挺过长时间的限制隔离期，除了整体韧性之外，居民储蓄率高也是重要原因，而高储蓄率又有赖于相对年轻的年龄结构及相对低的总抚养比。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为13.7%，而美国和意大利分别为16.6%及23.3%，这也是导致意大利在疫情中病死率相对更高的原因之一；而1个老人所对应的20岁至64岁劳动力数，中国为5.0个，美国和意大利为3.5个及2.5个；中国的总抚养比只有47%，而美国和意大利分别为71%及70%。

　　其三，人口与病床数比例。中国的医疗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千人病床数从1980年的1.2张增加到现在的5张。而由于日间手术和居家治疗比例提高、住院时间缩短，美国、意大利的千人病床数则从1980年的6张及9.6张减少到现在的2.8张及3.2张，这种情况能满足日常医疗需求，但是面临突发性疫情，美国纽约及意大利都出现了医疗挤兑的情况。

　　美国的医疗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医疗模式并不合理，人口预期寿命短，医疗成本高。2016年美国的医疗开支占GDP的17.1%，而欧盟、日本、中国、印度分别只占9.9%、10.9%、5.0%、3.7%。

　　其四，文化及人生观念。西方社会大多认为人死后会进天堂，生命从“此岸”到“彼岸”，因此对生死看得相对较开。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更加注重“此岸”，因此更加珍惜生命、预期寿命更长，比如2017年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的预期寿命分别为84.1岁、82.6岁、84.8岁、84.7岁，而美国和欧盟只有78.5岁及81.0岁。

　　疫情正冲击着那些越来越“老”的国家，而老龄化又加剧了疫情。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到2035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达25%，而美国那时只有22%；1个老人所对应的劳动力数，中国将只有2.4个，而美国还有2.6个。劳动力减少将影响经济增长，老年人比例增加则将导致储蓄率下降及医疗开支的增加。中国2020年与2040年的劳动力/老人比例大致相当于日本1990年和2019年的情况。199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4.9%，而2015年至2019年年均只增长1.0%。同时净储蓄率从1990年的16.1%下降到2017年的4.7%，同期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则从5.8%增加到10.9%。

　　人口与医疗的关系非常复杂，但通过有效模式得到充分的人口规模优势及年龄结构优势，将是中国保持经济活力和应对危机能力的基础之一，密切关注形势、及时调整政策遏制出生人口数大幅下滑，平缓人口结构的过度波动，是当下和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大国空巢》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