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专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人口报告2020》引发广泛关注。报告指出，近些年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预计在“十四五”时期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鉴于之前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孩后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专家建议尽快放开三孩。

　　无独有偶。就在上周，一个名为“为什么年轻人不愿生孩子”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截至目前阅读量已达到6.9亿，讨论量5.2万。其中，经济压力大成为抑制广大网友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更有网友直言，“越生活在大城市，越不想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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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城市的人是不是真的越来越不想生孩子？近些年两轮放开二孩政策效果又如何？以下盘点了4个一线城市、15个新一线城市和30个二线城市过去10年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人数和老龄化程度，看看这些城市的真实情况。

　　珠三角城市平均出生率高 上海北京垫底 

　　由于大部分城市2020年统计年鉴尚未发布，故2019年数据有所欠缺，最终选取了2009-2018年共10年间的户籍人口各项数据作为样本。又因为青岛、石家庄等部分城市统计公报、统计年鉴中均未提供相应数据，故选取城市数量为40个。

　　2009-2018年，全国平均出生率为12.07‰，高于此水平的城市共有14个，包括深圳、广州2个一线城市，佛山、合肥等5个新一线城市，以及厦门、泉州等7个二线城市。剩下26个城市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包括上海、北京2个一线城市，天津、沈阳等9个新一线城市，和南通等15个二线城市。

　　深圳以19.07‰的平均出生率高居第一，主要得益于其超年轻的人口结构和二孩政策的放宽。数据显示，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仅有32.5岁，适婚适育人口众多，可以说是全国人口最年轻的城市。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后，深圳出生率更是迎来近10年最高峰，2016-2018年分别达到22.33‰、25.45‰和21.58‰。

　　14个高于全国平均出生率的城市中，有12个都是南方城市，且有一半分布在广东和福建。这两个地区文化传统相似，都有着相对久远的宗社传统和生育传统，一直以来出生率都位居全国前列。甚至距离福建较近的温州，也有着类似的重视宗族的传统。除此之外，珠三角地区人口吸引力居高不下，大量年轻人来到广东，也带动人口结构持续优化。

　　14个城市中仅剩的2个北方城市是济南和徐州，它们也因距离较近有着相似的“多子多福”传统，却因计生政策相对较严，二孩生育意愿受到压制。2012年末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徐州的生育率在2013-2014两年均超过20‰，济南也在2014年达到了最高峰17.9‰。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后，徐州、济南的生育率也分别在2016、2017年达到了17.81‰、17.83‰。

　　15个平均出生率最低的城市中，大连、沈阳、长春在列，这与近些年东北出生率集体垫底趋势一致，主要原因在于适婚适育的年轻人口大幅外流。上海、宁波、无锡等7个长三角城市生育率低，一方面与其发达的经济、相对开放的观念相关，一方面也与过去计生政策执行较严有关。

　　与此原因类似的，还有北方的两座直辖市——北京和天津。而出生率垫底的南通则集以上原因于一身，既经济发达，又曾被评为“计划生育模范市”，还是一个人口净流出、严重老龄化的城市。

　　总体来看，65%的新一线城市和68%的二线城市过去10年平均出生率低于全国，可以说明三线以下城市在拉动出生率方面作用更大，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出生率确有影响。但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强市的经验也表明，文化传统的影响与人口结构的优化，可以有效减少经济压力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所以说，城市越发达出生率越低，这话有些过于绝对。

　　那么，此前两轮放宽二孩政策效果又如何呢？据统计，至少有36个二线以上城市近10年的出生率高峰出现在2013-2018年之间，也就是2012年末放开单独二孩和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后。而重庆、天津、温州、长春却出现在2012年以前，二孩政策的放宽对其并没有影响。

　　另外，北京、上海、西安、沈阳、宁波、台州、常州、南通、贵阳受二孩政策放宽的影响也并不大，其2013年后的出生率高峰相比于2009-2012年的低谷，仅提升了不足3个千分点。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厦门、泉州和南昌则提升了10个以上千分点，属于受二孩政策放宽影响最大的城市。

　　重庆平均出生人口最多 2017年多市出现负增长

　　说完出生率，我们再来看看各大城市出生人口和自然增长人口。

　　出生率高不代表每年的出生人口也多，毕竟各大城市的人口基数相差巨大。2009-2018年，体量巨大的重庆年均出生人口超过40万，独坐第一梯队；徐州、北京、成都、广州、温州、天津、上海和郑州年均出生人口超过10万，位居第二梯队；武汉、西安、合肥等20个城市年均出生人口在5-10万之间，处于第三梯队；无锡、绍兴、厦门等9个城市年均出生人口不足5万，位居末尾。

　　通观以上年均出生人口较多的城市，都是人口基数较大或出生率极高的城市。其中重庆、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天津、郑州、武汉、西安都是超千万人口城市，温州、徐州也达到了900万左右，在二线城市中高居前列。况且温州、徐州还有着较高的出生率，它们年均出生人口超10万也不足为奇。而平均出生率最高的深圳因人口基数较小，且在2003年后统计口径变为市计生办，数据发生小幅下滑，年均出生人口未能排入前列。

　　不过，考虑到每年的死亡人口数量，各大城市过去10年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数量就有了较大的变动。年均自然增长人口仍有10万以上的只剩下重庆和徐州，5-10万的仅有广州、温州、深圳、郑州、北京和合肥，西安、武汉等21个城市年均自然增长人口在1-5万之间，烟台、沈阳、上海和南通出现负增长。

　　负增长最严重的就是出生率最低的南通和上海。其中南通自2002年起便开始持续负增长，仅有全面放开二孩后的2016年负增长人数低于1000，但转头到2017年便达到顶峰，负增长人数超过2万。

　　上海自1995年起至2011年便连续13年出现人口负增长，此后的2012、2014和2016年短暂出现了3次正增长，但人数均未超过1万。2018年，上海出现近10年来最严重一次负增长，人数达到2.73万。

　　除以上4个城市外，2009-2018年，北京、重庆、成都、长沙、嘉兴、绍兴、常州、大连、长春均出现过人口负增长。其中北京、重庆、长沙、大连均出现在2017年，负增长人数分别为7.9万、3.7万、1.4万和1.3万。

　　这并非因为当年的出生人口有大幅减少，而是死亡人数有较大幅度增加。其中北京2016、2017年出生人数分别为20.5万和18.6万，死亡人数却分别为8.8万和26.5万。重庆2016、2017年出生人数分别为38万和41万，死亡人数分别为18万和44.7万。

　　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后，2016年全国自然增长人口达到近10年顶峰，共超过800万人。但到了2017-2019年，又迅速下滑至737、530和467万人，比放开二孩前更低。

　　据恒大研究院任泽平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进入负增长。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也在发布会上称，“十四五”期间，中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那么，人口负增长较为严重的上海和南通是否老龄化也更严重？其他城市老龄化程度又如何呢？

　　深圳老年人占比最低  上海南通老龄化程度最高

　　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比重达到10%，即意味着进入老龄化。以此为据，如今一二线城市中几乎所有城市均已进入老龄化，且有61%的城市老龄化程度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注：图为2017-2019年各大城市陆续发布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更精确数据需等待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近10年年均人口自然增长为负的上海和南通老龄化程度高居榜首，也是一二线城市中唯二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的城市。年均人口同样处于负增长的烟台紧随其后，沈阳也位居前十。大连、嘉兴、北京、苏州、无锡、宁波60岁以上人口占比也均位于25%-30%之间，属于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城市。

　　另有19个城市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水平，包括出生率较高的深圳、东莞、佛山、珠海、厦门、泉州、温州、南昌、长沙等。其中深圳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仅有6.6%，是一二线城市中唯一一个未进入老龄化的城市，这得益于其对年轻人的强大吸引力。

　　综合来看，如今一二线城市中还有约40%的城市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集两者于一身的，至少也有深圳、佛山、东莞、珠海、厦门、泉州、长沙、温州、合肥和南昌10个城市。

　　如今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放开三孩效果也未可知，以上城市的生育指数，值得各大城市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