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北京和上海的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文章探讨了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选择金融、科研和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最倾向于流向超大城市核心区，其次是一般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说明通过经济产业手段，疏解核心区的现代服务业所能发挥人口调控的作用最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核心区对流动人口集聚能力强，高学历、非农业户口、省内流动的人口更偏向于选择核心区。北京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而上海从事一般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充分发挥市场在超大城市人口调控中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就是要通过调整科技创新资源和优质的产业资源布局来优化超大城市人口空间分布。

　　关键词：行业选择 流动人口 人口空间分布 超大城市

　　1引言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部分城市人口快速集聚，人口规模不断膨胀，出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批人口规模庞大的城市，其中北京、上海人口规模超过2000万。这些超大城市承载着大量的流动人口，他们已经成为超大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目前上海、北京两个超大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接近40%，深圳达到67%。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更多地流入了超大城市的核心区域，导致核心城区人口密集、边缘城区人口稀疏的分布格局。尽管超大城市实施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或积分落户制度，但也没能阻挡超大城市人口规模长期快速增长，再加上城市管理服务能力没有跟上，带来了明显的交通拥挤、房价高企、职住分离、环境污染等 “城市病”。为促进超大城市有序发展，我国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要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要注重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等。这些均表明当前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更加注重超大城市人口可持续发展。

　　针对超大城市人口调控，政府管理层和学术界提出人口调控要发挥好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比如淘汰低端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试图实现“人随业走”。然而实际中，北京和上海均加大力度疏解或淘汰低产出、高污染等低端产业，如仓储物流、生活服务业等，却出现了“业走人留”的窘境，人口调控收效不大。那么，超大城市疏解什么产业能有效实现人口调控目标？人口就业与其流入的区域存在什么关联？本文以北京、上海两个超大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超大城市流动人口选择从事什么行业，促使他们更可能选择中心城区，近郊区，或者是远郊区。结合产业发展规律，认识在超大城市人口调控中从哪些行业着手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口调控。本文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认识流动人口的行业选择与其流入区域关系的规律，以及从经济产业角度为超大城市人口调控提供指引。

　　2文献评述

　　人口空间分布受到流入地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制度环境等影响。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研究以上海户籍人口为例，发现人均GDP是人口郊区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人口郊区化明显活跃；城镇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省际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原因；以北京为例，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扩散起着积极作用。在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方面，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能够有效吸引外来人口，是特大城市具备强大人口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北京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公共交通等优质公共资源在中心城区高度聚集是导致人口聚集在中心城区的重要原因，北京高校资源高度集聚，导致高校 “生态链人口”激增，不利于首都人口疏解。

　　产业发展是影响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人口会由低效率生产部门向更高效率部门转移，由此带来了人口集聚于城市，从而影响着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由于各部门产品替代弹性差异，某一部门生产率变化将影响各产业部门就业份额的变化，从而影响劳动力分布；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显著推动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流动。国内学者研究发现特大城市服务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服务业内部结构日趋高端化，但就业人口仍主要集中于传统服务部门；服务业空间分布由中心集聚向外围延伸扩散，引导就业人口逐步向郊区迁移。还有学者从人口郊区化角度发现产业布局是影响人口扩散的重要因素；利用2005~2012年上海市的区县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产业布局调整、收入水平提高促进了上海市人口郊区化，提出通过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来实现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有序分流；对比分析了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发现核心区通过疏解高耗能、低产出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引导人口多极聚集具有积极作用。由此，大城市的产业发展和布局会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

　　当前，我国超大城市人口流动处于相对自由、落户存在一定门槛的状态。针对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有学者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与低成本居住空间供给密切相关，受到城市发展格局、产业发展，流动人口自身人力和社会资本，以及户籍制度等综合影响。流动人口集聚于北上广等超大城市主要在于经济因素，流入地的净收入是其流入的重要原因，流入地的成本并没有抑制其流入。

　　目前针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较多，但综合来看，一是较少研究从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视角讨论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状况。二是现有研究较少地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规律来认识人口空间分布，缺乏从产业内部结构、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其对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还未很好地回答调整什么产业或行业有利于优化人口空间分布。因此，本文将运用北京市的人口、经济、产业等宏观统计数据，以及北京和上海的流动人口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流动人口的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

　　3基本事实观察

　　本部分选取北京为分析对象，描述人口空间分布，以及流动人口与产业发展状况，主要包括经济产值、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等。

　　城市功能拓展区是北京经济产业、人口的重要承载区域。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最大，是北京经济发展的重要承载区域，同时也承载着最多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2016年，城市功能拓展区生产总值达到12345.4亿元，占全市的48.1%，常住人口规模达到1033.8万人，占全市的47.6%，流动人口达到413万人，占全市的51.1%（见表1）。从三次产业来看，北京市第二产业比重由首都功能核心区，到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再到生态涵养发展区逐渐升高，第三产业比重则逐渐下降，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产业形态最高端，其次是城市功能拓展区，这两个功能区已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重。

　　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主要以高端生产服务业为主，城市发展新区主要以工业为主。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主要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为主。2016年，北京市首都功能核心区的金融业增加值达到2157.1亿元，占全市的比重为50.5%，城市功能拓展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596.1亿元，占全市的比重为63.5%。城市发展新区主要以工业为主，2016年工业增加值达到2315.3亿元，创造了北京近六成的工业增加值（见表2）。

　　北京市科技创新投入和成果产生主要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尤其是海淀区。2016年，北京市工业R&D强度为1.0%，城市发展新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分别为2.4%和0.9%；全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R&D强度为0.7%，城市功能拓展区达到1.3%。技术合同数和技术成交交易总额主要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分别为62773项和2969.9亿元，占全市的比重分别为83.7%、75.4%，其中海淀区分别为68.2%和38.7%，拥有大量优质的科技创新资源带来了强劲的人口吸引力（见表3）。

　　从人口、经济产业、科技创新等空间分布的基本情况来看，北京经济社会资源多数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尤其是城市功能拓展区，产业结构也已迈向高端阶段，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均大量集聚于此，两者存在密切的关联。这两个功能区集聚了大量的高端产业、科技创新资源，创造了大量的优质就业机会，从而吸纳大量的流动人口就业。这是否就意味着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选择对其流入的区域会产生显著影响，比如，从事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是否更偏向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接下来，运用北京和上海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

　　4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4.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考察的是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流动人口是流向超大城市的核心区？近郊区？还是远郊区？由此将被解释变量（流入区域）设置为三分类变量，并且不同的类别之间并没有等级顺序之分，故而采用多元选择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实证检验流动人口的行业选择对流入超大城市不同区域的影响。对于任意的选择j=1、2……J，多元logistic 模型表示为：

　　其中，P(y=j|x) 表示流动人口对第 j 种意愿选择的概率，xk表示第k个影响流动人口流入区域的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主要为所在行业，其他解释变量包括区域人均GDP，以及流动人口个体特征等，βjk表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向量，ε为随机误差项。以J为参照类型，流动人口选择其他的区域与选择J区域的概率的比值P(y=j|x) /P(y=J|x) 为事件发生比。被解释变量为流入区域，以流入远郊区为参照组，建立如下 Logistic 模型：

　　其中，P1、P2、P3在流入区域检验模型中，分别表示流入远郊区、近郊区和核心区的概率。模型变量说明如下：

　　（1）流入区域。设置为三分类变量，即核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分别赋值为3、2、1。对北京而言，核心区包括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即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近郊区包括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和大兴区；远郊区包括门头沟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和延庆区。对上海市而言，核心区包括长宁区、虹口区、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杨浦区和普陀区；近郊区包括宝山区、嘉定区、浦东新区和闵行区；远郊区包括崇明县、金山区、奉贤区、松江区和青浦区。

　　（2）所在行业。划归为农业、制造业、建筑业、一般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以及其他行业。其中，一般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住宿餐饮，租赁和商务服务，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科研和技术服务；其他行业包括采矿和电煤水热生产供应。

　　（3）人均GDP。使用2016年北京和上海各区人均GDP与流动个体所在区域进行匹配，以此反映流动个体所流入区域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

　　（4）户籍来源地区变量。将流动人口户籍来源地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兵团）、广西；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另外，还选取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流动范围等作为控制变量。

　　4.2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2016年组织开展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该调查是以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5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将流动人口界定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由此可以获取北京、上海两个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样本，样本量为14000个。选择流动人口就业工作的样本，经过处理，流动人口样本量为11601个。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

　　5实证结果分析

　　5.1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表5给出了流动人口选择核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依据实证结果，分析如下：

　　（1）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向超大城市核心区。在0.1%显著性水平下，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选择核心区的几率是选择远郊区的16.5倍，选择近郊区的几率是选择远郊区的3.8倍，即流动人口从事金融、房地产、技术研发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他们更偏向于流向北京和上海的核心区。这些行业主要分布在超大城市的核心区，是超大城市的优质资源，创造了优质的就业机会，对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促使流动人口向核心区集聚。因此，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选择流向核心区。对其他行业而言，从事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的流动人口也更愿意选择核心区，几率是选择远郊区的13.1倍；从事一般服务业的流动人口选择核心区的几率是选择远郊区的14.8倍。

　　对比发现，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从事现代服务业最可能流向核心区，其次是一般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等。若从人口疏解的角度看，通过经济产业手段，疏解核心区的现代服务业所能发挥人口疏解作用最大，其次是疏解一般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等。

　　（2）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对流动人口集聚能力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人均GDP水平越高，越能吸引流动人口集聚。北京和上海的核心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近郊区和远郊区，在目前以经济目的为主的人口流动中，仍然可以通过发展近郊区和远郊区经济来带动人口疏解，实现人口迁移流动与产业布局协调发展。这进一步印证了在近郊区或远郊区布局优质产业资源带动经济发展，有利于吸纳人口流入。

　　（3）来源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流向核心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来源于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流向核心区的几率是流向远郊区的1.8倍，流向近郊区是远郊区的1.6倍；来源于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流向核心区的几率是流向远郊区的3.5倍，流向近郊区是远郊区的1.9倍，表明来源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流向超大城市核心区。比较来看，来源于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流向核心区的可能性要高于来源于东部地区。

　　（4）高学历、非农业户口、省内流动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选择核心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相比初中及以下的流动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选择核心区的几率是选择远郊区的3.5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拥有高中/中专学历的流动人口选择核心区的几率是远郊区的1.58倍，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偏向于选择核心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选择核心区的几率是远郊区的1.39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选择近郊区的几率是远郊区的1.16倍，即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选择核心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省内流动更偏向于选择核心区。

　　5.2 对城市的异质性分析

　　对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区域选择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分析发现：

　　（1）流动人口从事现代服务业、一般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等均偏向于流入两个城市的核心区，其中北京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而上海从事一般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这可能是由于北京核心区的现代服务业集聚程度比上海高，尤其是金融、科技研发等行业。再比如，北京的流动人口从事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比上海的更偏向于流入核心区，主要是北京核心区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集聚水平比上海高所致。

　　（2）上海流动人口从事现代服务业、一般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等也较有可能流向近郊区，显著程度基本都高于北京。这可能是上海近郊区的现代服务业、一般服务业等集聚水平高于北京所致。另外，对于近郊区而言，上海流动人口从事各类行业中，从事现代服务业也是更有可能流入近郊区，说明现代服务业空间布局对于引导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5.3 行业选择的边际效应分析

　　选择的边际效应进行分析（见表7），流动人口如果选择从事现代服务业，那么流入核心区的概率将会平均提高0.264，流入近郊区的概率会平均下降0.096，流入远郊区的概率平均下降0.168，说明流动人口从事现代服务业更偏向于流入核心区，更不可能流向远郊区。相似地，流动人口从事一般服务业、建筑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等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6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运用北京宏观统计数据，以及北京和上海的流动人口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研究发现：

　　（1）流动人口选择现代服务业最倾向于流向超大城市的核心区，其次是批发零售等一般服务业，然后是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说明超大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对人口集聚在核心区的作用最大，其次是一般服务业等。对于近郊区而言，流动人口从事各类行业中，从事现代服务业也是更有可能流入近郊区，说明现代服务业空间布局对引导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十分重要作用。从人口疏解的角度看，通过经济产业手段，疏解核心区的现代服务业所能发挥人口疏解作用最大，其中主要是金融业、科技研发服务等，其次是疏解一般服务业等。一般服务业更多是一个城市生活服务发展的必需，这意味着以经济手段疏解人口，需要重视把握产业发展前端的科技创新资源优化布局。

　　（2）经济发展水平高的超大城市核心区对流动人口集聚能力强，也说明通过发展近郊区和远郊区的经济产业，可以有效吸纳人口流入。另外，高学历、非农业户口、省内流动的人口也更偏向于选择核心区。

　　（3）北京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而上海从事一般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这可能是由于北京核心区的金融行业、科技研发等行业集聚程度比上海高所致。

　　超大城市的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存在着密切关联，产业发展前端的科技创新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非常大。科技创新资源和优质的产业资源、大量的流动人口均集聚在超大城市核心区。若只是将低附加值、高污染行业疏解到非核心区域，并不能很好地实现超大城市人口疏解目标。因为当前超大城市经济社会处于较高水平，产业基本实现了中高端发展，多数产业属于高端先进制造业，且核心区域的产业链环节多为研发技术环节。这些科技创新资源和产业属于超大城市核心资源，要将这类优质资源疏解难度极大。而且，产业发展具有自身特点和规律，并非所有的产业都能将研发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分离。根据对生物医药产业的调研，多数生物医药园区的生物医药企业研发环节与生产环节都是在一起，因为多数生物医药企业的中试环节就基本能满足生产需要，两者分离较少。这意味着若对生物医药企业疏解，就很难将研发环节布局在核心区而生产环节布局在近郊区或远郊区。这需要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人口疏解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之间关系的问题。

　　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新时期超大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绝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充分发挥市场在超大城市人口调控中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就是要以创新、产业发展资源优化布局来优化超大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尤其是金融、科研和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对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而言，要积极发展成为科学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以知识创新为发展重心，在城市群格局中布局知识创新——科技、产业创新——集成应用创新的梯度创新格局。规范超大城市核心区的生产生活服务业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城市形象。加快规划建设超大城市的副中心、新城新区，加强城市新区建设与知识创新、科技创新资源布局相结合，强化新城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以此提升新城新区的人口吸引和承载能力。强化超大城市中各类科技创新、产业人才及其他平台资源均衡布局，引导产业创新平台、金融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机构向超大城市副中心、新城新区布局或迁移，促进高素质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流动，从而带动人口向新城新区或超大城市的周边大中城市有效疏解。(刘厚莲，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沈燕，湖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