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人口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因素，关系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塑造大国竞争力的重要领域，需要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人口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口新发展阶段中，人口规模极低速增长和负增长，迈向重度老龄社会，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人口健康、教育等素质持续提高，人口婚育和家庭文化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蕴含了巨大机遇和巨大挑战，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挖掘巨大人口潜能。

　　关键词：人口发展 新发展阶段 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两个阶段”战略安排。2021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为我们认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情、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人口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因素，关系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塑造大国竞争力的重要领域。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总人口呈现极低速增长和负增长，人口结构转变矛盾持续加剧，人口新发展阶段有何具体表现？

　　人口规模极低速增长和负增长

　　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已成为历史，人口极低速增长和负增长是我国人口新发展阶段的首要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规模增长最为快速的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部分年份出生人口规模超过2000万，少数年份接近3000万，总人口规模每增加1亿人的时间从9年缩短为5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了历史性人口转变，生育水平下降至更替水平并继续下降。总人口规模每增加1亿人的时间不断延长，从2005年的突破13亿至2019年的突破14亿，经历了15年的时间，人口增速极大地放缓。目前，我国年度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5‰以下，2019年仅为3.34‰，进入极低的增长阶段。据预测，我国将在“十四五”中后期进入人口零增长区间，且在“两个阶段”乃至本世纪末，人口负增长将长期持续，至本世纪末总人口10亿左右。人口极低速增长和负增长构成了当前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底，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逐步迈向重度老龄社会

　　人口持续老化，逐步迈向中度老龄社会和重度老龄社会是我国人口新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长周期来看，新中国成立70余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走过了“年轻型”、“成年型”，目前正在向“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十二五”期间达到峰值后开始缓慢减少，且结构不断老化，大龄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缓慢上升。199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为1.3亿，占比达到10.3%，标志着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9年，老年人口规模为2.5 亿，占比达到18.1%。受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出生人口高峰陆续进入老年阶段，我国人口新发展阶段中结构化特征表现出老年人口规模持续增长，并在“十四五”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2035年前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据预测，2025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2亿，2032年突破4亿，2048年突破5亿；占比2023年达到20.5%，2034年突破 30%，2050年达到39.5%。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由劳动年龄人口因素占主导逐渐转向老年人口因素为主导，老龄社会将对经济发展动力、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

　　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乡分布趋于成熟、人口市民化水平明显提高、城市群壮大发展是我国人口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不足20%，超过八成的人口在农村生产生活。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进入了中后期城镇化发展阶段。据预测，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在2030年将达到70%左右，2035年达到75%左右，进入城镇化后期成熟阶段，人口城乡分布整体格局趋于稳定。进入人口新发展阶段，我国以往以乡城流动为主的人口迁移流动态势将明显弱化，未来人口城城流动活跃起来，人口要素在城市、区域之间配置更加灵活。人们的迁移流动行为在注重经济目的、职业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是否能在流入地融入得好，更加关注是否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口分布与科技创新、经济产业、公共服务配置关联更加紧密，城市人口规模增长与收缩并存，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成熟发展并成为世界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城市群逐渐壮大发展。我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更加有效地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新发展阶段中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的人口条件。

　　人口健康、教育等素质持续提高

　　人口健康、教育等素质持续提高是我国人口新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人口素质得到大幅提升。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初期的35岁上升到2019年的77.3岁，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7.8/10万，婴儿死亡率降到5.6‰，居民的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伴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大力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13.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各级教育普及程度都达到或者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近年来，我国正在构建农民、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创新“互联网+技能培训”方式，造就了一支技能型人才队伍。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接受过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9%，意味着约1/3的农民工均接受了技能培训，为农民工更好地就业积累了良好的人力资本。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育多状态模型预测，我国在2050年前人力资本存量将持续增长。伴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人口素质持续提升将是我国新发展阶段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重要基础。

　　人口婚育和家庭文化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

　　延迟婚育、不婚不育和家庭小型化、核心化是我国人口新发展阶段的深层次特征。我国人口转变的历史是婚育观念和家庭文化变动的历史。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观念逐渐被自由发展、个性解放的新型文化所取代，生育子女甚至不再是组建家庭的必然选项。“90后”“00后”等青年一代延迟婚育、不婚不育的现象非常明显，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截然不同。有调查显示，“90后”的理想初婚年龄达到近30岁，理想子女数仅为1.8个。我国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明显，平均家庭户规模在3左右。2016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为主导，占比达到62.1%。老人独居家庭、隔代家庭、单亲家庭、丁克家庭等快速增长，家庭类型更加多元，家庭成员更加追求自我实现，家庭功能重心由经济逐渐转向心理慰藉、精神依托。然而，家庭仍然是儿童照料和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承担者，家庭负担重和抗风险能力减弱，对社会保障和家庭支持政策的需求更加强烈。尽管我国人口规模即将负增长，但家庭数量还将继续增长，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新发展阶段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将更多地成为政策关注点和着力点。

　　总体来讲，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完成了历史性人口转变，走过了人口快速增长的规模压力期、劳动力最丰富的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历程，经历了人口巨大迁移流动的城镇化发展初期和中前期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中，我国也将步入人口新发展阶段，巨大机遇和巨大挑战并存。拥有巨大人口规模、巨大人力资本存量，人口迁移流动基本自由、灵活，城市群规模效应更加凸显，具备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人口条件。同时，也要面临长期低生育水平下的总人口负增长，以及规模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和程度持续加深的老龄化，这无疑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巨大挑战。这需要我们在新发展阶段中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度准确把握人口新阶段特征，积极挖掘巨大人口潜能，既善于顺势而为，又勇于逆势而上，充分发挥人口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的作用。(刘厚莲、张刚，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及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