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已成为我国人口新常态。我国不仅生育水平低，生育意愿也长期低于更替水平，适龄生育家庭生育意愿不高，其中生育成本居高不下是主要影响因素，尤其是教育成本的不断飙升导致百姓不堪重负、生育意愿难以落实。育儿小问题关系人口大发展，“育儿困境”的化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将围绕我国的生育养育成本，尤其是子女教育成本的主要特征展开分析讨论，并就如何改善公共教育服务、提高家庭的教育获得感，降低家庭资源的约束、提升生育意愿提出建议。

　　一、我国子女教育成本的主要特征

　　随着我国市场转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孩子越来越成为家庭消费的核心，“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庭教育动力，导致子女教育成为我国家庭养育的最主要支出。托幼资源不足、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等因素造成的孩子生养成本过高。无论从宏观家庭教育支出规模还是微观家庭支出数额看，多种来源数据均显示我国家庭教育成本较为高昂。城市优质稀缺的基础教育学籍资源争夺，不仅大幅增加了家庭精神负担和物质负担，还加剧了家庭的“生育焦虑”。

　　2017 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结果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水平和结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刻画。首先，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19042.6 亿元，占2016 年GDP 比重达2.48%。其次，从家庭层面看，家庭负担较重，无论城乡，平均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均占家庭人均收入的一半以上。分就学阶段来看，中小学阶段每年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平均为10374 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5.6%。

　　在低生育率约束下，民众对更高质量、更加差异化的教育需求，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逐渐演变成为对学区房的热捧和不断加码的学生课外辅导等，大量的课外兴趣班与辅导班所造成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剧，大大加重了家庭的教育负担。2017 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亦显示分别有38% 和21% 的中小学生在过去一学年参加过校外补习和兴趣班。从家庭教育支出的校内外结构来看，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中的2/3 为校内支出，另外1/3 为校外支出。汇丰银行2017年数据显示93% 的中国父母选择给孩子请私人辅导，居世界首位，这再次侧面说明我国课外辅导班和市场化教育蔓延的普遍性。

　　数据还显示，学前教育和小学阶段的费用成为父母沉重的养育负担。王志章等人对广州、重庆、武汉、南昌、潍坊、玉溪5 地的研究表明，学前教育和小学阶段的教育成本占子女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总支出的比例高达30% 以上。而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学者对关注生育费用的相关微博内容分析发现，其中30% 的微博表示学前教育费用过高以至于难以承受二孩带来的生育压力。可以说，学前教育收费与成本问题成为了制约生育二孩观念转变的主要因素。

　　二、高教育成本投入是东亚低生育国家的鲜明特色

　　重视教育、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与激烈竞争并不仅仅是我国独有，深受低生育与少子化影响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共享将大量家庭资源投入子女教育的共同特征，从而导致在家庭资源配置呈现迥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代际转移模式。如表1 所示，瑞典、法国、奥地利等发达国家0 ～ 24 岁子女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仅约5% 左右，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美国为20% 以下，哥斯达黎加、日本和智利未超过30%，但韩国、我国内地（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家庭却将过半的家庭资源投入子女养育与教育，部分解释了生育率为何长期低迷。

 　　再如，运用国家转移账户（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的分析发现，日本国民在1984 年的平均工作年限为35 年，养育一位子女的成本约需要10 年工作所得；2004 年时平均工作年限34 年，养育一位子女已需要耗费13 年的就业所得。同期，日本总和生育率由1.81 下降至1.29。我国台湾地区也呈现同样的变动趋势，台湾地区人口的工作年数由1981 年的44 年降至2003 年的32 年，每位子女的养育成本从1981 年需要耗费8 年工作所得增加到17 年，同期总和生育率从 2.46 下降至 1.24。

　　东亚三国对教育的重视导致东亚的教育系统竞争十分激烈，年龄壁垒和歧视又比较严重，导致东亚地区的人们无法像欧美那样“终身学习”，而东亚儒家文化里的精英主义也进一步加重了养育负担。由于竞争激烈，进入精英大学、取得精英学历的机会， “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无法进入重点大学的年轻人，一出社会就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东亚家长背负着沉重的教育压力。高等教育的持续普及，在家庭层面表现为教育费用增加，养育年限变长，家长更难以平衡养育和工作。时间、金钱、精力有限的东亚国家的妇女，可能会因此压低生育意愿。

　　据日本内阁办公室2011 年的调查，45% 的日本受访者和73% 的韩国受访者说“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费用”是他们少生孩子的原因。2017 年，一个研究调查了日本人“生的孩子比原本想要的少”的原因，结果亦显示，首位原因是“抚养和教育孩子花费太多”（56.3%）。子女养育成本的大幅增加以及长期低迷的生育水平，迫使东亚各国政府思考如何通过公共资源转移支付协助家庭养育子女。

　　三、增强公共教育服务获得感、减轻家庭教育负担

　　教育是关系民生福祉并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占据重要份额的支出项目，虽然目前我国在助力家庭减轻育儿负担方面，已经推出了税收减免政策，即每个正在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子女每年可按12000 元（每月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但家庭投入与公共财政支持在托育、托幼阶段与中小学阶段存在较大的倒挂现象。各类经济补贴政策对育儿高成本的补偿有限，群众的获得感较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如何构建有利于降低生育成本和养育成本的生育支持制度显得非常迫切。

　　诸多研究已显示，公共教育投资能够增加生育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对公共教育进行补贴，能够降低生育的净成本，提高社会生育水平，教育补贴不仅可以增加教育投资，还具有增加生育的属性。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相关研究也显示，提升公共教育满意度和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为我国公共教育投资的方向提供了借鉴。研究还显示，教育早期阶段财政投入越大，越能显著促进社会生育，尤其在幼儿园阶段，财政教育支出每增加1% ，出生率上升0.495‰，其中补贴给教育需方家庭的财政教育支出更可能会促进社会生育。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改善当前低生育的现状，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识，建议建立与适龄儿童人数和发展水平相挂钩的基础教育供给动态管理制度，并将增加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作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政策抓手，加大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支出，抵消家庭资源在教育支出方面的预算约束。

　　加大教育财政保障力度之余，还需要做好公共教育服务的精准供给，尤其是加大对婴幼儿和早期教育的财政投入，以补贴教育需方的教育投入，让民众感知到财政教育支出对生育成本的降低作用，多种政策手段并举，以减少其受到家庭资源约束所造成的后顾之忧，推动人们能将生育子女的意愿逐步实现，从“心动”转为“行动”。(史爱军，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招生考试院；张翠玲、史卓，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