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口学界专家积极发声，为相关部门开展高层倡导、舆论引导和对地方指导的工作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营造家庭友好社会环境，是“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间重要的工作任务。目前各地正处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关键节点，也是加强工作协调，完善制度设计的攻坚阶段。下一步，需要汇聚专家力量，深化研究，提出政策设计的方案，为各级决策部门提供更多智力支持。特别需要围绕推进家庭友好文化建设这一主线开展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人口动态监测和预测。应定期将人口变动趋势通报给相关部门，增强对人口基本国情的认识，增强应对低生育率的责任意识。人口动态监测和预测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精准支持。比如，生育支持政策是应该聚焦一孩，还是三孩？这次生育政策调整目标不是生育三孩，而是凝聚社会共识，积极应对低生育率。政策评估的重点是生育支持政策有没有建立起来，而不是出生了几个三孩。长期关注点应是生育水平是否适度回升。人口监测分析告诉大家，一孩生育支持是最重要的，不婚不育、延迟婚育才是拉低生育水平的基础性因素。一孩的生育体验直接影响家庭的二孩和三孩决策。生育支持政策不应区分孩次，一孩、二孩和三孩都是家里的宝贝。

　　二是家庭婚育文化建设工程设计。中央《决定》凝聚了专家共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要一体化考虑。婚嫁方面最重要是生育价值观念的引导。生育是人的本能，人一出生，就有这个基因。大家对小孩很喜欢，对萌态可爱的小婴儿有天然的保护欲。不养孩子的年轻人，养猫养狗也是生育本能的投射。我们不用老强调生育的社会责任，就跟催婚一样，年轻人有逆反心理。引导大家不能用经济理性来考虑生育问题，需要换一个角度，深入分析挖掘生育价值。相关宣传引导的设计也不能只焦距到生育年龄段，应该让孩子们在原生家庭的时候，就看到父母很相爱，对婚姻家庭有向往，同时还要有正确的婚育观念引导，有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性教育，生殖健康服务和生育能力保护也要跟上。这样，大家在生育旺盛期才能愿意生，能够生。

　　三是生育保障制度的研究。有些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关注，但不一定作为生育保障制度研究。比如，在教育方面，国家推进“双减”力度很大，长期坚持，一定会解决教育焦虑问题。住房制度改革也朝着有利于多孩养育的方面发展。但是核心的生育保障制度要抓紧研究。我们从做二孩政策评估的时候，就关注生育保险制度。这个制度设计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分担女性生育成本，平衡企业间成本。只不过在控制人口阶段它的作用被抑制了，范围很窄，受益的人群很少。下一步制度本身如何完善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新的历史阶段，制度怎么发展又是一个大课题。原有的政策框架不能满足现在生育保障的需求，钱从哪儿来？怎么给付到对的人？需要有一个新的制度框架设计。

　　四是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托育服务可以平衡家庭育儿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很多国际经验都证明了它对提升生育水平的作用。托育服务应直接精准对着双职工家庭，对着中等收入群体，因为他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偏离是最严重的。生育意愿对现实生养条件是很敏感的，没有好的生育服务支持，生育意愿就下降。所以普惠的托育服务是我们现在政策的重点。从全国来看，2012年出生人口达1900多万，现在降了近一半。“十四五”时期与“十三五”时期比较，0～2岁人口年均少1000多万，每年托育服务需求不足1000万。托位不用太发力，重点是补人头，把市场现有的优质托育服务价格降下来。不管补砖头、床头，还是人头，打一个包，哪儿收了孩子，补贴就给谁。这样可以确保精准使用政府财力。

　　五是生殖健康促进工程设计。低生育率阶段，每个孩子都是宝贝，生育力维护、出生缺陷干预、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越发重要。生殖健康也应纳入健康中国建设整体规划。调查显示，我国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逐渐升高，还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青少年婚育观念转变，未婚人工流产快速上升，婚后生育健康隐患增加，避孕服务与群众需求之间的差距拉大，生殖健康教育不足。需要我们赋予计划生育新的内涵，将其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拓展到全人群，关注重点人群，提供安全、有效、适宜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提高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支持生育需求，保护生育力。（贺丹，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