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转变之后长期低生育率条件下的必然结果。联合国2022年数据显示，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同处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近几年先后进入人口负增长。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后人口转变时代低生育率持续背景下，人口负增长不可避免。

　　中国并非首次面临人口负增长。从时间维度上看，历史上中华民族遭遇过多次死亡主导型人口负增长。1992年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开启了人口内在负增长。此后30年来人口总量依靠惯性势能继续攀升，当蕴含在年龄结构内的正增长惯性势能消耗殆尽，负增长终会到来。从空间维度上看，人口负增长从县级、省级到全国层面渐次蔓延，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1983年江苏省太仓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75‰，成为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第一个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区域；1991年上海市首次出现负增长，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进入21世纪，江浙地区的和东北地区的一些城市相继进入负增长。近些年更多省份出现人口负增长。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迷，全国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似乎比原先预计的要更早一些，人口总量达峰时间在逐年预测中不断被提前，相应的人口峰值则不断下调。

　　中国当前遭遇的是生育主导型负增长，相较历史上的死亡主导型负增长，人口形势更为复杂，解决难度更大。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宏观现象，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三个变量值有关。死亡主导型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在较高出生率条件下死亡率攀升，当死亡率下降就会恢复正增长态势；生育主导型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在低死亡率条件下出生率更低，需要出生率上升才能恢复正增长。“负”通常具有消极意义，让人不愿面对。人口负增长亦是如此，总希望扭负为正或在理想规模下实现零增长。当前造成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是低生育率，除了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等宏观因素外，家庭变迁是中国人口负增长较早到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家庭之“负”造成人口之“负”。生育水平决定着人口未来发展方向，长期极低的生育率是我们当前和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风险。在中国普婚普育的传统下，生育仍主要发生在婚内、发生在家庭内，由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决策。因此，宏观层面的人口负增长现象需要从中观家庭和微观个体层面寻求原因和解决思路。

　　可从两个层面理解家庭之“负”，一是家庭规模和结构，二是家庭的负担。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家庭发生了显著变迁，呈现平均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结构不断松散化的趋势。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首次跌破3人。家庭户规模不断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家庭户内成员规模的负增长。与此同时，单人户、纯老户、残缺户比例不断增加，家庭成员的时空离散性增大。家庭负担过重被视为影响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养老和抚幼的责任几乎全部回归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加上工作压力，这种预期或现实造成了婚育人群“恐婚”“恐育”的心理，焦虑感被传递和放大。

　　加强家庭发展是建设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提升生育率是抑制人口长期严重负增长的唯一选择。在建设生育支持体系过程中，要关注家庭发展，减轻家庭负担，解除家庭后顾之忧，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为扭转低生育率困境创造必要条件。 （宋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