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将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作为生育支持重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展了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2020～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2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超过50亿元，累计新增约20万个托位。但是财政性托育经费不足仍是制约托育服务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第一，财政支持不足导致托育供给不足和家庭托育负担高。2021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学前教育的经费为2700亿元，但没有财政性托育经费支出。而OECD国家托育公共支出略达GDP的0.7%，家庭负担较轻。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883元，目前国内低端托儿所收费标准为2000～4000元/月，中端托儿所为4000～6000元/月，高端托儿所为7000元/月以上。对于一个双亲带2个孩子的家庭，按每个孩子3500元/月的托育服务标准计算，两个孩子的总托育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为60%，远远高于OECD国家对应家庭托育总支出占总收入26%的标准。把托育服务纳入公共财政支出预算，是降低托育服务价格，普及托育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第二，我国婴幼儿托位供给不足和幼儿园学位供给过剩现象并存。2020年我国约有托位数254万个，“十四五”期末累计需要达到635万个托位方能实现规划目标，缺口达381万个。另一方面，“十四五” 期间，幼儿园的在园人数将从4818.6万人下降至3626.3万人，产生近1200万个空余学位。自2022年开始，我国幼儿园将开始出现约150万的学位空余。幼儿园学位空余的现象已经在局部地区提前出现。

　　第三，托育发展缺乏主导模式引领。无论是托育机构还是幼儿园，都面临如何适应人口形势变化调整自身发展方向和服务模式的难题，特别是托育服务发展缺乏主导模式引领。这主要是由于无论公共服务投资模式、补贴父母的市场化模式，还是政府购买服务模式，都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依靠社会力量提供优质价廉的托育服务并不现实。 

　　为此，需要加大财政投入，优化托育服务模式和体系，促进托育服务发展，满足广大家庭对优质普惠托育服务的需求。

　　第一，把托育服务纳入公共财政预算范畴。参照学前教育财政预算的相关政策，确定托育服务在公共财政预算中比例，并建立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支持政策，以降低家庭托育支出，促进托育服务的均衡发展。

　　第二，财政预算重点扶持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模式。根据发达国家托育模式发展经验，公共服务投资模式比补贴父母的市场化模式更有规模优势、教育者培训优势以及更高的公平程度、更高的覆盖率和更好的质量。统筹优化幼儿园服务资源，推动“托育一体化”，是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建立公共服务投资模式的捷径。全面推动各地提前布局学前教育资源下沉，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

　　第三，完善“普惠优先、市场补充”的多层次托育服务体系。目前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普惠托育的起步阶段，同时又面临各地区之间较大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问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托育模式发展经验，建立以政府公共服务投资模式为主的托育模式，可以满足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中低收入家庭的托育需求。同时，依靠市场托育模式满足高收入群体托育需求，引导社会力量重点提供差异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补充休息日托管、临时托管、夜间紧急托管等服务形式，增强托育服务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满足不同层次家庭的特殊托育服务需求。

　　第四，按照托育服务标准规范体系建设要求，加强转岗培训。在幼儿园服务体系向托育服务体系延伸中，充分挖掘现有幼儿教师资源的潜力，为幼儿园开办托班提供政策支持，制定幼儿园托班建设标准和服务规范，为场地改造、设备调整和玩教具更新提供经费支持，构建适宜3岁以下婴幼儿成长的环境。（贺丹，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