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北欧模式

重点加强对家庭的支持

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素以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闻名。在生育激励方面，北欧国家构建了一个全方位支持系统，实现了高福利与生育促进的双赢。比如，在全面育儿补贴与家庭福利体系方面，北欧国家除提供儿童津贴、家庭津贴等各类经济补贴外，还通过支付幼儿教育费用、减免中小学就读费用、实行父母带薪育儿假等方式，兼顾实现减轻家庭育儿负担、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等多重目标。

我国在借鉴北欧高福利生育支持模式，本土化实施生育支持措施时，需细致考虑社会经济特点和文化差异，逐步建立起一套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有效促进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更具支持性的家庭友好型社会。

一方面，优化现有的生育和育儿补贴政策，确保补贴的覆盖面更广、力度更大，尤其要关注中低收入家庭，减轻其经济负担。同时，通过个税优惠、提供住房补贴等方式，为育儿家庭提供更多实质性经济支持，增强他们的获得感。

另一方面，提升公共托育服务质量与可及性。采取投资建设公立托育机构、鼓励社会资本兴办普惠托育机构、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办2至3岁幼儿托班等综合性举措，增加托育服务供给。在发展公共托育服务过程中，注重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平衡，确保城乡家庭都能便捷地享受到高质量、可负担的托育服务。进一步加强师资培训，提升托育服务质量，促进儿童早期发展。

借鉴美国经验

保障政策灵活与调整及时

美国的生育支持政策，以政策灵活为突出特征。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并没有出台直接鼓励生育的国家级政策，而是通过税收优惠、医疗保健、职场政策等一系列间接措施和市场机制，在生育支持上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市场导向。比如，通过实行儿童税收抵免，为有子女的家庭（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退税，从而鼓励家庭生育和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职场文化鼓励职工平衡工作与生活，用人单位通过实行灵活工作时间、远程工作机会等，缓解职工在养育孩子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冲突。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美国灵活政策的精髓，我国可以通过加强生育健康服务、创新经济激励机制和促进性别角色的现代转变，为不同家庭提供更加灵活、个性化的生育支持，进而促进人口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借鉴美国生育健康服务的普及经验，我国应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在农村和边远地区，提升生殖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通过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产前检查、产后护理和避孕咨询服务，确保每对夫妇都能获得必要的健康指导和支持。

借鉴美国的经济激励措施，我国应在税收优惠、直接补贴和教育支持等方面采取措施，特别是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生育和育儿的经济压力。同时，探索实施灵活多样的激励方案，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和区域发展差异，定制化提供经济支持，以适应我国社会的多元化需求。

借鉴美国的职场政策，我国应加快推动男性参与育儿政策的本土化。鼓励用人单位实行远程工作、弹性工时等灵活工作制度，同时在生育休假制度层面完善男性陪产假和育儿假，从而多方面强化父亲在家庭中的育儿角色。通过媒体宣传和公共教育，引导公众改变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促进性别平等，让男性在家庭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为女性职业发展创造条件，消除她们的后顾之忧。

汲取发展中国家经验

补齐生殖健康服务短板

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部分非洲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也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保障生殖健康与增进家庭福祉的政策，为我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印度的“家庭补助计划”通过提供现金激励和医疗援助，有效提高了孕妇的医院分娩率，降低了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体现了经济激励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思路；一些非洲国家通过推广社区健康教育等方式，有效应对了资源分配不均和生殖健康服务不足的挑战。

我国在借鉴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时，应注重政策的本土化和创新，确保制定出台的生育支持措施既符合国家发展需要，又能够有效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具体需求，特别要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进行创新设计与实施，实现育龄群众生殖健康水平与家庭福祉的全面提升。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在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发展定制化服务。鉴于地域广阔、城乡差异显著，我国应设计针对农村地区的专项家庭补助计划，不仅包括生育补助，也涵盖儿童营养和教育支持，以此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依托乡村振兴、健康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加大对农村医疗设施和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确保农村孕产妇和新生儿能获得优质的孕期健康管理、产后访视、产后42天健康检查和新生儿家庭访视、新生儿满月健康管理、婴幼儿健康管理等健康管理服务。

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与服务可及。优化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配置，通过移动医疗车、远程医疗等创新手段，将服务延伸至边远地区，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

重视社区参与与文化适应性。结合地方文化特色，通过社区动员和参与等手段，组织居民开展适宜的健康教育活动，提升公众对生殖健康和新型婚育观念的认识程度，增强优生优育意识，同时促进性别平等，鼓励男性在家庭中承担更多育儿责任。(汤捷，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